编者按：画家杨雷鸣的绘画作品，以人物与山水见长，讲究画韵诗风书为骨，被誉为“新文人画——散文画儿”。他的人物画，多取材于军旅营地，结构严谨，形神兼备，是其大气大度，外和内刚天性的外化；他的山水画，着意宇宙精神的塑造，运用水墨的灵性，结构的张力，使作品大气流贯，意象横生，是其朝圣艺术，向往未来胸襟的喧泄。倾其于书画与为人，近日，甘肃画廊联盟网对其以微信沟通的方式进行了专访。让我们又一次深入地了解了一个来自军旅的年轻画家，一个有才华、有追求的青年艺术人才，他对绘画的执着与个性，对做学问的严谨与思维的深度，对人生的信仰与做人的乐达……不由心生敬佩。对他的回答我们不忍删除只言片语，因为每一句都带给我们很多的受益。为此，就本次专访我们以四篇访谈形式将其回答内容完整地呈现给大家，以飨读者。
甘肃画廊联盟网：您是一位善于学习、勇于探索的画家。您对古画心追手摹，悉心研究国外艺术名作，您又得杜滋龄等大家亲授，您觉得您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功与这些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呢？
杨雷鸣：首先对我绘画气质影响最大者，莫过父母对我早期的知识训练最有效最形象的手段就是学绘画。施胜辰老师“盖情足于墨酣”，杜滋龄老师“出新意于法度”，刘大为老师“承笔墨于恬畅”，任惠中老师“寄妙理于豪放”，五者之绝妙契合，方可使我的感情飞向一个遥远的空间……
古时的中国画，多兼诗与书，于是，中国画逐渐与诗、书交融，而形成一门画、诗、书三位一体的独特的综合艺术形式。
当代画家因受西式教育的影响，传统文化相对受到冷落，且素描教学多以“块面造型”。而与国画的“以线造型”大相径庭，因此，日常书写以硬笔取代了毛笔，而使用者也相对远离了毛笔书法艺术的普及教育。这样以来，就导致中国画中的画与诗、书逐渐拉开了距离，“以诗为魂，以书为骨”的传统艺术主张受到严重的挑战。
我们要把握画、诗、书的精神所在，并不一定要因袭画、诗、书三位一体的绘画表面模式，也未必要追求“树如曲铁，山如画沙”的艺术效果，但尚能细心品味诗歌艺术语言的高度凝练、概括、浪漫、夸张及其韵律的节律之美，乃至书法艺术中的“一波三折”，轻重疾徐的线质美，及其点划拂研，聚散呼应的形式规律，并将此融之于绘画，岂不“诗魂书骨”猶存矣?
我真正专攻中国画，还是在我步入军旅之后。开始，我师承中国画大家杜滋龄。继而求学“军艺”，受到中国画大家刘大为、任惠中的悉心点拨。于是，我以绳系日，朝研夕磨，一晃就是半生。如今，我信手涂抹，虽不能苍劲腴润，腕底生辉，但也笔不着纸，力似千钧。因此，我所创作的每一幅画儿，从无“一挥而就”之说，而都是“精心策画”的结晶，又都是力求画蕴的意象化、散文化，表现“天人合一”的永恒主题。
杜滋龄先生对我十分器重，对我的白描作品也很欣赏。杜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思维和精湛的艺术技巧，以他豪放的为人气质和博大的水墨造诣，深深地感动着我。我那时十分幼雅，求知欲望十分旺盛，对于杜先生这样的大师我是高山仰止，把他视为神灵。一次杜先生看了我的白描稿，便送我一幅大作《八十一难》，用唐玄奘西天去经，不畏八十一难的精神激励我知难而进，义无反顾。我授之动容，更感到杜先生灵魂的美好。对我一生有知遇之恩的，他便是其中之一。
记的那是我第一次和杜滋龄老师去西部高原采风，茫茫大漠，雪域高原，黄土高坡的神奇、斑斓与醇厚，使我犹如大海行舟，眼底涌动的瑰丽浪花与海天一样壮美，似乎一下看到了遥远的彼岸。
我从早到晚沉静的坐在沙丘、冰雪、草丛上，或凝视着远处摇拽的红柳，或凝视着草地上云朵般的羊群，或凝视着正在转场的牧民驮队……
在这沉静的背后，我心底的燧石不时地敲击出灵感的火花，我生活的河流又不时地翻涌出艺术的浪花。
辛勤耕耘后有所收获的时刻，我从浑厚的黄土中发现了土黄色的高贵，从赤热的砂砾中发现了赭石色的凝重，从如茵的草地上发现了绿色的柔美，从碧净的天空中发现了蓝色的壮丽，从如火的霜叶上发现了红色的热烈，从皑皑的雪原上发现了白色的纯洁，从藏胞黝黑的皮肤上发现了黑色的拙朴……
靠我当时的能力是无法抓住托举这些色彩的线条，并用这些线条编织生活，编织着绚丽的绘画之梦……
梦，总是要圆的！在杜滋龄老师指导下。我如饥似渴地倾听、思索、创作。紧张的学习生活，使我理解了传统，认识了自我。
在军艺，我接触到刘大为、任惠中老师。刘大为是我军艺美术系的主任。他性情宽厚、热烈，心中像是蓄满了温暖了的阳光。在学生面前，他得宽厚近乎骆驼，他的热烈如同骏马，素有“骆驼刘，大为马”之称。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在军艺，对于我这个一直编织“西部梦”的军旅学子来说，当然对西部生、西部长，被称之为“西部通”的任惠中老师十分投缘。
长期以来，任惠中老师的目光也始终投向西部风情，笔下始终未离开雪山、藏胞、牧场……。显然，他是在追慕着一种苍凉与犷悍的画风，其作品也隐潜着生命的艰辛与悲壮这一重要题旨。
具体说来，应该是那种对西部高原景观与习俗风情的体验，已成为他刻骨铭心的震憾，已成为他创作的动力与精神资源，并促使他在艺术选择上，走向了苍凉与犷悍；在艺术语言上，产生了由写实到写意的转变；在审美的取向上，他毅然追慕着整体、浑然与大气的美感。
这就是“任惠中艺术”，不好说的神韵与说不好的自信。这就是我面对任惠中老师教学与作品的痴迷所在。因为他没有停留在我的视野上，他像一个机灵的猎手，始终寻找着涉猎的最佳位置，留在地上的始终是一串求索的脚印。顺着那串求索的脚印，我睁大双眼，凝视着任老师的教学与创作：
其一、我看到了任老师作品的文化底蕴——藏胞的游牧与朝圣，永远是一种出发和向往，这样表象的典雅、轻灵与流畅在笔端消失了，“语言”诗意转为内在的韵味，作品获得了拙朴、苍凉和犷悍的艺术特征。
如此而已，不过、为的是更好地表达客体生命处境的严酷与艰窘，生命力的顽强与坚韧，这无疑是对民族文化底蕴的把握，是无法取代的“大美”。
其二、我看到了任老师画笔的多变，卧锋横斫与皴法质感的浑融运用。
他以“无序的有序”为法则，常在纸面上做胸有成竹的秃笔点染皴擦，以将错就错的不定性来铺排画面，且因势利导，因形用笔，结构紧收，以实现作品整体的浑然感。
其三、看到了任老师有着较好的造型基础，且速写功底极好。因而，他善于从速写的线条中提炼笔法。
特别是短线的运用，以结构与感受为框架，在重复、堆积、选加中造成运动感；线的飞白效果与波折的节律变化，产生的不确定性十分具有笔墨个性，有力、有度、有神韵，有节奏的传达出感觉和情绪；
同时，线的组织与墨色的分布，更见其苦心所在。
其四、也看到了紧紧抓住“远观其势，近观其质”这一画理，是任老师作品的又一特色。从这一理论上出发，他苦心孤诣地把山水画的皴法与用法应用到了人物画上。
只要仔细审视任老师的水墨画，不难发现，人物面部的沧桑感与风霜粗砺的犷悍气质的表现，确有山水画皴法的借用，并表现出一种冷峻、坚硬的硬汉风度。而藏胞皮袍的肌理与质感，同样是由山水画技法转换而来的。他笔下的藏胞因为山水皴法与笔法，而产生出一种岩石般的冰冷与坚挺的感觉，从而塑造了一种皴具阳刚之气的生命形象。
军艺生活结束了，“西部梦”也圆了。我似乎通过刘大为、任惠中等诸师不断转换的朦胧的绘画语言，也从西部高原，寻到了一种源头、真实与永恒。
更重要的是、在这个观念自我、技术自我与社会文化、时代精神之间，做着自我抉择的时代里，绘画艺术对西部题旨的发掘，无疑是自我生命体验在时代背景和精神环境中的转换。这一转换和几位老师密不可分的。
我这一代画家，既是传统文化的孑遗，也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。任重道远、使命沉重，在艺术创造过程中，万万不可放弃的，是对自我的追向与否定，应该时时询问自己，“我是哪个时代的画家？”
杨雷鸣，1963年生，河北宗邑人，武警天津市总队师职大校警官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天津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中国武警书画研究院研究员，天津市政协书画研究院常务理事，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，天津市“十佳”青年美书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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